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叙事长期为西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宏大叙事所主导，相关记忆研究也多集中于奥斯维辛、诺曼底、珍珠港等象征性场域。然而，东南亚作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核心区域，其战时经历的复杂性与战后记忆建构的独特性却长期处于二战史研究的边缘地带。赣南师范大学朱大伟博士的新著《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以多语种史料的系统爬梳、深度的国别个案分析与敏锐的理论洞察，有力地推动了二战记忆研究向区域国别视角的转向。该书通过对“记忆政治”的深入剖析，为理解战后东南亚国家认同形成、族群政治与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将围绕该书的研究方法创新、多元国别图景、主要理论贡献及现实启示展开评述。

一、记忆政治与区域国别范式的方法创新

《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最显著的学术贡献在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突破。著作摒弃了泛泛而谈的区域概览，在区域比较的视角下，采取严谨的国别个案研究路径，深入剖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这六个国家在日据时期的独特经历及其战后记忆图景的塑造过程。这种“区域国别转向”并非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研究范式的深化，它将关注点从战争的普遍性影响，转向探究历史经验如何在与特定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外交战略的互动中被筛选、诠释与制度化。

全书以“记忆政治”为核心线索，揭示了东南亚二战记忆的本质——它并非对历史事实的被动记录，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主动建构、争夺和利用的文化资源。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教科书编纂、博物馆陈列、纪念仪式，还是民间通过文学、电影、口述史展开的抗争性叙事，抑或族群之间对历史话语权的竞逐，均体现了记忆场域中复杂的权力关系。通过对各国“记忆之场”的细致解构，著作清晰展现了历史记忆如何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政权合法性巩固、族群和解以及对外关系维护的现实需求。

二、 多元经验与记忆差异化建构的国别图景

著作选取了东南亚六个代表性的国家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以比较视野呈现了该地区二战记忆的多元图景，凸显其建构过程的多样性。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二战记忆带有鲜明的族群政治痕迹。新加坡政府试图将华人社群的创伤记忆整合为各族民众共享的“苦难叙事”，并赋予其“居安思危”“全面防卫”的现实意涵，体现出记忆建构的实用主义导向。这种对创伤记忆的官方管理，旨在服务于国家认同的塑造与现实安全关切。在马来西亚的记忆场域中，华人社会是抗战记忆最坚定的守护者，他们积极通过纪念碑、著述等形式的文化展演，追讨“血债”，疗愈创伤，强化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而马来族主导的官方叙事却淡化日军暴行，甚至突出日据对马来民族主义觉醒的“积极作用”， 族群记忆的分野尤为显著。这深刻反映了记忆政治在多族群国家内部，成为争夺历史话语权和巩固族群认同的重要场域。

菲律宾的二战记忆建构在官方与民间同样充满张力。官方高调纪念巴丹战役等美菲合作的“英雄叙事”和“特殊友谊”，维系美菲特殊关系。对战时精英与日合作（如劳雷尔总统）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对“慰安妇”、强制劳工及马尼拉大屠杀等民间伤痛记忆，则因对日经济的依赖而采取“搁置”和抑制态度，呈现出官方叙事与民间诉求之间的错位。这表明菲律宾的记忆政治深受现实外交与经济利益的牵制，导致部分历史真相被选择性地处理。

缅甸的二战记忆形塑体现了权力的深度介入。在缅甸军方长期掌权的背景下，缅甸过去的“反法西斯抵抗日”被重塑为“武装部队日”，纪念焦点从昂山领导的全民抗日转向彰显军方在国家独立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与历史功绩，进而为其长期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其他族群和政党的抗日贡献则被边缘化，二战记忆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这一重塑过程清晰揭示了记忆政治如何服务于特定政治势力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巩固。

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的二战记忆建构模式较为相似。两者都把二战记忆书写置于两国更为宏大的民族独立叙事框架之下。在印尼，日据时期被巧妙地嵌入反荷兰殖民、争取独立的“八月革命”宏大叙事中，成为革命胜利的“背景”和“催化剂”。战时日军暴行虽被记录，但整体记忆基调较少显露出对敌人的控诉，而是强调印尼人民借此实现民族主义的觉醒的重要性。这种叙事选择与印尼争取独立的合法性建构及对日务实外交密切相关，体现了印尼记忆政治中对民族独立主线的突出与对现实外交策略的考量。越南的二战记忆则被统合在越共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叙事之下。二战被视为“八月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日本侵略者与法国殖民者同为革命对象。记忆书写的焦点是越共如何利用战争形势成功夺权，而非单纯的抗日叙事，体现出强烈的革命史观和政党中心主义，塑造了越南对二战历史的独特阐释。

三、 理论贡献与现实启示

《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一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它丰富了全球二战记忆研究的学术版图，证明了东南亚的二战经验并非西方或东亚叙事的附庸，而是具有自身内在逻辑和全球意义的独立研究单元。其次，它深化了我们对集体记忆建构机制的理解，揭示了创伤记忆如何被管理、疏导或压抑以服务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国家建设。最后，著作对“记忆”与“遗忘”辩证关系的探讨极具启发性，表明选择性遗忘与主动记忆同样是国家建设和对外交往中的关键策略。这些理论洞察不仅拓宽了二战记忆研究的视野，也为理解和应对当代东南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了分析框架。

该著作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当前东南亚各国面临着处理历史遗产、抚平战争创伤、促进族群和解以及应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挑战等多重现实议题。书中对各国处理历史问题得失的分析，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历史共识、推动区域和平提供了宝贵镜鉴——新加坡构建跨族群共享记忆的努力，马来西亚族群间记忆的尖锐对立，菲律宾官方与民间记忆的落差等，都值得深入反思。

四、 余论与展望

诚然，任何开创性的研究设计都蕴藏着值得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著作在呈现各国官方与社会主流记忆方面可圈可点，然而对某些边缘群体的战时经历与记忆关注仍显有限，对于形塑公众历史认知的大众文化载体——如影视剧场域所建构的战争记忆亦未给予充分探讨。此外，跨国记忆互动以及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对二战记忆传播与重塑的影响，皆为该研究未来可深化与拓展的重要方向。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是一部史料扎实、观点深刻、具有范式意义的开创性著作。它成功地将二战记忆研究的焦点引向了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通过精湛的国别比较分析，有力论证了历史记忆的政治性、建构性与情境性。该书不仅是东南亚研究和二战史领域的必读之作，更为理解“历史叙述—认同塑造—现实影响”的互动逻辑，提供了丰沛的思想资源。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二战记忆研究初步进入了一个呈现出成熟化趋势、富有活力的“区域国别转向”阶段。

本文摘自:李珍珍主编：《碧泉论丛（第四辑）：区域国别史专辑》，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6年。

作者简介

雷娟利（1981—），女，陕西蓝田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张艳国工作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二战史、中日关系史。